对于人的行动来说，规范具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意义，而主体间共享的价值则只具有相对的吸引力。
大背景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进行。白建军主要是运用SPSS统计处理犯罪、刑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朱景文主要是做中国历年法律指标统计数据库，近年来主要做诉讼分流、法治评估指数。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部门委托贺卫方和张志铭牵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学者修改建议稿》。林彦：《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宪法基础》，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6期。刘忠：《政治性与司法技术之间：法院院长选任的复合二元结构》，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5期。这种合作主要是基于私人之间联系基础上的相互信任。之所以推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也是长期以来强调法官职业化的结果。
廖永安、刘方勇：《潜在的冲突与对立：诉讼费用制度与周边制度关系考》，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彭中礼：《司法判决中的指导性案例》，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话语权的基础在于我们能否提炼出标识性概念，打造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设计出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的新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标志和基本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明确举起T为自由人权而战的旗帜。国家将数字科技用作社会治理的工具或手段时，应秉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将其局限于社会利益所必需的限度内，并严格遵从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和程序。党发动人民轰轰烈烈地开展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打土豪，分田地，闹工潮，争自由，建立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实际上，人民群众早就深深地感受到并逐渐理性地认识到无数字，无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过若干次重大判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有过沉痛的教训。信念无法理而易变，法理无信念而空洞。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在一定阶段和一定范围的集中表现，是最基本的国情。所以，人的发展权是全面发展权，是内涵丰富的基本人权。
但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思潮泛滥，把人权斥责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宣扬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人道有罪人权反动，结果导致人性沦丧、文明倒退。人类生存和生活对数字科技高度依赖，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通过互联网生产生活、买进卖出、结识好友、交流情感、表达自我、学习娱乐，开启了人类在信息空间中的数字化生存方式。话语与话语权的基础在于真正的理论创新和话语质量。回应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尊严、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要求，就是回应人民的高标准人权诉求。
马克思的这些人权思想和主张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和发挥，并付诸无产阶级人权斗争的实践。例如，刑事法治实践中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禁止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无效等法律原则的实质性价值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
新时代的发展不能因循既往的发展模式。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着力推进包容性发展，努力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创造条件和机会。
最初，人们把环境要素视为共有财产，以此法理，公民有权利要求享有良好的环境。反思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当时只是把人权作为一种淳朴信念，作为一种斗争武器，甚至对人权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而没有建立起人权神圣的法理基础，没有形成人权价值观。我们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和发展权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丰富发展权的内涵,促进发展权的转型升级，更加重视全面发展对于发展权的意义。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标准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而较高标准则是对自由、尊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尊严、环境、发展等的需要。而在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尊严、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但是，信念只是自在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尚未经过内在反思。
这就是说，法理最初来源于人们在实践中的理性共识，是人们基于对理想的追求而形成的信念。新时代的发展权理应成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相统一的发展权，社会全面进步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的和归宿。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为废除封建地主特权，争取普遍人权而英勇奋战，在人权的旗帜上凝结着无产阶级的热血。三、新时代人权发展应着力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人权要求与人权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中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的，特别是相对于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尊严、环境、发展等方面的人权需要而言的。
人权不仅是一个需要法理支撑的信念，它本身即是当代社会的重要法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经过反复论证和讨论，我认为数字人权概念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产生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可以说，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比较完备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三次历史变革、三次伟大飞跃，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深层次的变化，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在保持经济科学发展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政治发展进步、社会和谐稳定、生态环境改善，破解发展不平衡、共享不均等突出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公民的人身安全、人格安全、财产安全、信息安全、住宅安全、私域生活安全、公共生活安全、国家生活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和食药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安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侵扰和挑战，宗教极端势力、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黑恶势力以及各种敌对势力对人民的安全生活权构成了严重危害和威胁。这一重大论断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执政理念。
因此，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思想体系，对于争夺话语权是至关重要的。既然如此，人基于其本质应该享有的权利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这里所说的安全人权不是传统的狭义的个体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而是总体安全观之内的安全人权，其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生命安全、健康安全、财产安全、人格安全、劳动安全（职业安全）、公共生活安全、国家制度安全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
同时，提出数字人权,就是要在制度上强调科技企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以及政府尊重、保障和实现数字人权的义务。在那里，财富像泉水般涌现，每个尽其所能的人的需要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在前几年修改《环境保护法》时,不少人建议把环境权写入该法，却未被采纳。马克思在他起草的第一国际《协会临时章程》中更明确地指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
当前，人权制度（人权体系）不完善，对新兴人权关注不够。信念之泉经由思想的反思截流进入法理之潭，使得信念被保存下来，才能成为有益于实践的精神力量。
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权发展的前提和关键。而法理也必须以信念作为前提，如果没有来源于社会生活的信念，法理就是空洞的、虚幻的、循环论证的。
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及其他数字化设备的提供，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数字鸿沟的填补，以公共资源和集体行动确保社会成员平等、充分地享有接入互联网世界、过上数字化生活的条件和机会，进而真正实现其上网权或数字化生活权。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适应新的社会形势,作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的科学判断，并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